《我的中学时代》拥有三十五位作者，从最为年长的季羡林到最为年少的苏童，多数作者均在本专业享有盛名。当然，这些引人注目的名字并不是突如其来地冒出地平线，每一个名字背后均隐藏了证明今天的历史。这样，他们的中学生涯显出了特别的意味——什么样的征兆暗示了未来的成就？徐中玉先生的渊博与他的中学时代有关吗？草婴先生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俄语？王绶?先生的天文学成就能不能追溯至马尾海军学校的一次特殊感悟？莫言的讲故事才能有没有得到语文课本的启示？对于许多渴望成功的人说来，这肯定是一个有趣的悬念：中学时代，这些人是早早显出了过人的天赋，还是与多数人并无二致？
《我的中学时代》是一批回忆录的汇集。这些回忆录文字素朴，娓娓的叙述之中流露出真挚与诚恳。这本书让时光倒流回去，专业之间的分野消失了，专家的权威敛去了，那些响亮的名字变成了亲切的第一人称，一批稚嫩的中学生形象从第一人称背后浮现了。那个一身褴褛、沿途乞讨的孩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潘家铮先生吗？那个蠢蠢欲动、揎袖拔拳的少年就是写下了《蓝旗》、《死》、《鲜花和》的作家陈村吗？可以看出，这些作者的中学生活与现今的中学生相当不同。他们的中学没有考试的巨大压力，没有家长的护送、宠爱和唠叨，也没有不尽的习题让人窒息。但是，这并不是意味了他们拥有理想的中学环境。恰恰相反，这些作者的中学生活多半奔波不定，甚至流离颠沛。对于一批年愈六旬的作者说米，抗日战争的硝烟飘拂在他们的中学主活之中，日军的炮火和刺刀没有让他们享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们的中学生活穿插于八年的抗战间隙。另一批五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作者则是在中学时期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是造反串联、揪斗教师、派系之战还是摧毁教育体制，“文化大革命”同样给这一批作者的中学生活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批作者的姿态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照。年过六旬的那批作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课堂，不屈不挠地返回课堂，课堂不啻于他们心目中的圣地；相反，许多五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作者并没有因为中学生活的纷乱而痛心疾首。他们的潜意识似乎隐藏了逃离深重的渴望，渴望挣开某种无形的枷锁而放纵自己。这不由地让人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二十余年的教育体制内部发生了什么？
《我的中学时代》按照作者的年龄排列回忆录的先后秩序。因此，人们从这本书的上半部分反复地读到这样的情节：家道贫寒；考上一所不知名的中学；负担不了学费和膳食费；迫不得已选择师范学校；十二三岁的孩童远离故乡与亲人，省吃俭用独自料理生活——的确，这一代人的中学生活让人感慨唏嘘，有趣的是，这些中学生从未对陌生的环境和艰窘的日子表示抱怨。相反，他们的唯一恐惧就是被阻拦在中学校门之外，他们情愿因为读书而放弃温暖适意的日子。渴求知识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显出了一种“早熟”，在我看来，这种渴求是他们日后自成一家的最为主要的性格依据。
幸运的是，这些作者几乎都遇到了好老师。时隔五、六十年，这些作者还能历历地回忆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回忆老师的学识、教学方式、如何诱导学生和照料学生。这显示了优秀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份量，不止一位作者提到了当时教师的优厚薪金与敬业精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幸运并不是偶然的。
相形之下，五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作者遇到的是另一些问题。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毁了教室的门窗、课桌椅和课程表，更为严重的是，学生心目之中知识不再神圣。可以从贾平凹和莫言的回忆之中读到，知识的意义如何被一种更为强大的势力连根掀起。古人曾经明智地将“知书达礼”相提并论。废弃知识的同时，中学生内心的另一种攻击性冲动被唤醒了。张汝伦曾经目睹许多中学生痛殴他们的老师。多年之后，他在这篇回忆之中依然无法释怀：“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学生对自己不仅无仇、反而有恩的老师，能下这样的毒手？”既然所育的知识均是毒药，所谓的师道尊严乃至人的尊严又能有什么立足之地呢？
的确，《我的中学时代》没有从成长的意义上考察中学教育的一系列特殊问题。根据自己的经验，周国平回忆了自己中学时代的四个发现：书的发现，性的发现，死的发现，“我”的发现：对于刚刚涉世的中学生说来，这些发现时常导致更大的迷惑。然而，即使在今天，多数中学生仍然不得不独自摸索——中学的教育没有将这些问题置于显要的位置。必须承认，这本书的多数作者并未正面思考过这些问题，他们所置身的历史环境没有为这样的思考提供必要的空间。
（《我的中学时代》，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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